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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睿达:关于商业与商业模式的思考

作者:徐睿达|发布时间:2014-12-11

    徐睿达:   关于商业与商业模式的思考

  

  不有境界的人难成大商,而思想和境界决非一日之功。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业模式、盈利模式、运营模式不过是大商思想的一种实现的工具,思想才是商业的灵魂。电视剧《一代大商孟洛川》中李士朋在批评年少的孟洛川时曾讲道:“夫大商者,胸存纵横四海之志,怀抱吞吐宇宙之气;其学通于大道,其功接于社稷,其势籴入惊风雨,粜出泣鬼神,也正所谓良贾何负名臣,大商笑看书生;大商之经商,有如伊尹、姜子牙之于治国;孙子、吴起之于用兵;商鞅之于变法。其学问之精深,道法之玄奥,意气之闳远,境界之高明,岂是你这等空想妄论,俚谚俗语所能达到的。”然就孟洛川一生来讲,他所见识的东西也并无多少,也缺乏足够的哲学底蕴,就其经历与见识来讲,与晋商乔致庸还有不少的差距。乔致庸由于一心于仕途,而被迫弃文经商,这一经历为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学术基础,这是尤其难得的。范蠡若不是有治国之历练,灭吴之奇功,生死沉浮之冲击,怕也难有三聚三散之魄力与襟怀;吕不韦若不是有经商如经国之思想,窥得先机,又哪来不世之功业!所以,大商必是有大志者之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机会是常有的,而能把握与运筹这些机会的人却是非常鲜见。

 创业以来,所有的一切,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了经商以来的经验教训,潜心于商业模式的思考。这个问题虽然不曾停止地一再思索它,但是若用几个简单的图片来简单地说明和描述也还殊是不易。

 想我一生,本是酷爱哲学、历史,又一心于学问,以期能于改善国人之艰涩的命运稍有其力,在哲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哲学等诸学科的潜心研究中,无意间走上了工作岗位,又相对深入地探讨了金融这一领域,学取了高级国家理财规划师,方知书本与现实的之间的距离判若鸿沟,国家政策与人民的期待之间矛盾重重,其势大有可为。若说商业模式,一定是产生于社会现实的内在需求之中的,而这些领域也主要是在政府、企业、金融、青年(学生)与学术等方面。

  政府无疑是最大的资源拥有者,在中国尤其是如此,经济和商业离不开政府和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人也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业。现代政治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资格。作为企业家来讲,我们所要争取和获得的就是这个利益分配资格,这是真正有抱负的企业家不得不然的追求,而且要成为一种内在的、自觉的追求。没有这个思想和意识的企业家是难能大有作为的。当代政府的体制性缺陷,也决定了它不得不与企业和企业家合作。当今,由于公务员制度的成熟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政府中的工作人员也即公务员,往往沦为制度的严格执行者,他们只对制度和命令本身负责任,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至少不关心结果。因为创新的结果,如果成功则功劳就是上级的,不成功则责任则是自己的,这个体制已经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能遵循一个原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们的工作效率是谈不上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政府部门,又不可能无所作为,换句话说作为政府领导是必须要有政绩的,但是这个政府团队却是难以创造真正的政绩的。毛主席早就说过:“对上级命令不折不扣的执行,乃是对上级命令的最好反抗”,而事实已是如此,难能改变。对政府领导人来说,一方面是对政绩的渴望,一方面却是臃肿而低效的团队,这对真正的企业家来说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由此可见,政府对企业家的倚重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企业家来说,与政府合作、高效的合作,则正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和引领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自朱镕基总理之后几乎再也没有国企改革的声音了。因为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之后,国企完成了能源和资源的垄断,而中小微型企业却在失去保护的情况向走向了纯粹的市场,此中产生了无数精明的企业家,但是有深谋远略者毕竟是少数,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在资金、管理、市场、人才等方面都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急需解决。他们承担了中国70%以上的就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是负担沉重、发展困难、前途明朗者少,需要减轻包袱,更需要各种帮助,对有识之士来讲,这也是个重要的历史机遇。

 金融是社会生产力、尤其是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直接产物,也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抽象、最高端的一个经济工具和手段。金融是指资金的融通和流动,而资金的融通和流动调配的是社会生产力,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所以金融是经济的指挥棒,是一种非常庞大的社会力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金融依附于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全局有一定的支配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日益独立,它的本性也日益得到展现。但是国家金融或正规金融由于其体制性的痼疾,权责的分离与不对等,必然导致权力的寻租和腐败的产生,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可怕的是正规金融在权责分离之外也追逐利润,计量成本,它的社会功能就因此大打折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政府行为潜规则也导致它的整体功能大幅萎缩,从而给非正规金融留下了机会,这也是民间金融必然兴起的根本原因。中国民间金融有四千多年的辉煌历史,而在这四千多年中没有出现过大的事故,就是因为它的权责高度一致。民间金融有其残酷的一面,但也有其灵敏高效的一面,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和发达已经是不可遏制的趋势了。通俗地讲,金融的功能不过两个方面,一是借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一是用未来的钱办现在的事,若能善用之,则利莫大焉。

 青年、青年学生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是社会的人才库,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然而现有的教育和社会体制一方面给了青年无限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又使得他们处在严重的混乱之中。在人生、创业、就业和学术研究诸方面都急需引导,他们的巨大的创造力若不善加引导,则可能走向反面。数量庞大的天之骄子,已是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亟待解决了。

 学术无疑是社会专业人才的集中场域和重要的智囊库,各行各业的专家更是其精英,然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学术文章与社会现实两张皮的现象随处可见,两者之间的巨大距离是双方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专家本应来自社会,又服务于社会,他们本应是实践与理论的中介,是双方沟通的桥梁,他们理所应当成为政府的智囊,成为政府大政方针的参谋者,成为各行各业的切实服务者,但是事实上两者往往是井水不犯河水,彼此分离。如果学术和社会能有效地结合,彼此都将受益匪浅,双方本应各取所需的,而事实上双方的沟通却是个非常艰难的事情。有效地促进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将有力的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使理论和实践都获益非浅。学术是个大有可为的领域,有许多热心于学术研究的专家,他们有真知灼见,有独到的理论见解,但却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创造力,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大悲哀,我们理应在这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以上五个领域本来应该是互为服务对象,互为市场的,就大的方面而言,这是资源整合的主要范畴,也是真正的企业家应当努力的方向,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大的商业模式也逃不出这几个领域。商业模式的设计还需要我们用心地去探讨这些领域的内在实情,当然这也是需要工具和方法的,孙子兵法开篇即讲到:“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五事七计诸事虽是具体的工具和方法,但不能没有。所以对于商业模式的探讨,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工作的方式方法是由目标决定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其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得知道罗马在哪里,明确了目标方法也就容易找寻了。

“没有战略就没有执行,没有体系就没有细节”,所有的执行都是为既定的战略目标服务的,细节也只有在特定的体系中才有价值。相信目标明确之后,执行就是个极小的问题了。

 新闻媒体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传播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它的权威性、专业性、深刻性、教育性、导引性、传播性和强大的覆盖力。集以上五个领域的力量于一体,我们是很容易做到这些的。要让媒体真正地发挥作用,是必须要和实体结合的,实体要产生持续的现金流才能有效地利用金融的杠杆和力量产生巨大的效用。在我们的创业初期,单纯的媒体力量过于空泛,往往虚而不实,难以持久。媒体和实体的结合,要巧妙地借助各种社会力量,有效地融入到文化当中,才能产生强大的引领和号召作用,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说到底,只有文化才具有不间断地持续性和创造性,才会给我们以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回报。那么,文化究竟为何物呢?按照当今文化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社会的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易经》有对文化最早最完整的解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在人类文明之初,天文即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生产的,而文化不过是人类文明化成天下即人类文明推广的社会历史进程和它的结果而已。媒体是文化的一个有力的推动工具,而媒体要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则必须具备以上所讲的诸性,要具备这些性质就要有效地整合五个领域的资源,这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各个领域的内在需求,顺势而为即可。荀子讲“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仅此而已。另一方面,媒体只有能引领潮流、引导消费、创造消费,才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而这一点需要深刻地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走在时代的前面,才能有效地去引导潮流。在这一方面,媒体有先天的优势,因为这是它的职业牲,它有时代最敏锐的嗅觉功能,它关注的就是社会的新闻和行业的发展趋势,再加上专家、企业、协会、政府等各方面信息的综合,具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媒体人最容易去发觉和把握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信息了。只要用心,只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积极请教并和专家有效配合,只要能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前沿,优秀的媒体人不难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做媒体的初衷,也是一定要实现的功能。

 我们本身是一个平台,而要打造一个巨大的平台,必须让这个平台有自生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媒体,也要充分利用金融的力量,要做到虚实结合,要有自己的实体机构。媒体与实体结合、实体与金融结合,这样一个严谨有序的产业链条会让我们循环受益、持续受益、受益匪浅。

 以上是我在战略方面的思考,也是商业模式的基本依据,不管商业模式的具体选择是什么样子的,都是为这一战略目标服务的。媒体是我们现在主要打造的工具,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优势和能量,从而有效整合五个领域的资源。同时我们要做到虚实结合,这是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要打造持续的现金流,以期借助金融的力量来不断地强大自身。在媒体上我们摸索了一段时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五个领域中都有可挖掘的资源供我们开发。在实体方面,我们有了媒体中国日报网食品中国频道,与之相关的酒的销售渠道也初步具备,再造实体以完成现金流的开发和打造也是掌中之事,然后即可借助现金流来对接金融方面的资源,从而实现资金循环、持续开发,并不断借助外力,完成资源的有效组合,创造相应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孙子讲“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 有句话说得非常经典,资金只是一种信用,它是我们做事的基础,而这现在正是我们所缺乏和急需的一个“势”。以往数度亏于此,不得不慎。“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庙算之后就是“为势”的阶段了。目前这势正是驱动这架战车的原动力,有了良友的加入,相信这架战车也必将所向批靡,战无不胜。期年之后,公司走上正轨,将实现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的有效分离,它就可以走上自我循环与发展的道路了。

 大商之行犹如翱翔天际之雄鹰,道与术是其强大的双翼,二者不可偏废。学通大道,功接社稷,势所必然。道是方向,是眼界,是高瞻远瞩的制高点,术则是方法、器具、策略的综合。二者的统一是我们顺利前进的保障,商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不尽知其害则不能得其利,“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得道与术之精华,方可立百世之基业。

  社会现实总是有些矛盾的,世俗的人情冷暖毕竟是锦上添花者众而雪中送炭者寡。但具有雄才大略而慧眼识珠者殊是难得,而识椟玉之善贾,辨骐骥之伯乐亦多有于世。虽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这改变不了成败之间判若鸿沟的巨大差异,一边是志满意得,挥洒自如,而另一边则是步履维艰、寸步难行,两者岂可同日而语!只有意志坚强,不惧艰险的人才有可能成功,而也只有成功才会让往日的伤疤成为后日令人眩目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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